第1944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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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本书被禁的一点小小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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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偶然得知有八本书被国家出版署邬署长点名批判并禁止发行的消息，我自己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竟也名列其中。我这个人一向坚持“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三不”原则，自觉地以《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作自己的消息来源，见内地媒体对此消息若无其事，遂一直把它当作谣言来处理。但眼见网上日甚一日、铺天盖地的议论，看到被禁作者之一章诒和先生言辞激烈的抗议和打算以生命捍卫自己文字的决心，以及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对八本书作者表示严正支持、谴责国家出版署的声明，却使得俺禁不住心旌摇动、将信将疑。
昨天有几位朋友跟我聊天，问我对自己的书被禁有什么看法，我说我没看法。他们说，什么叫没看法？总得说点什么吧，你看人家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写得多么义正词严！我回答说，我能说什么？我又不是来自火星，禁书这种事在我朝太司空见惯，早见怪不怪了；反而，要是哪天不禁书了，我才觉得奇怪。若说禁书事件对我有什么触动，那么只能说它提醒我，正身处我可爱的祖国。我甚至觉得章先生有些小题大做了，尤其是竟然拿着宪法以生命捍卫言论自由来说事儿，让俺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呢？我想章先生也是在祖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应该知道我们是个有特色的国家，很多洋人那里很神圣的东西，到我们这里就只剩“特色”了。比如洋人视为不可违背的宪法，在我们这里就是用来违背的；比如说洋人视为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在我们这里就是用来侵犯的。再说了，从本人政治立场来说，也注定我不可能做出激烈反应——我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被人说成是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和稀泥主义，信奉这种主义的人一般都比较衰，肾上腺激素分泌得极少，杀一千刀都杀不出一个屁来，何况是邬署长这“内部传达”，柔情脉脉的“温柔一刀”？
不但不生气，我还生出很多感激来。据说这种现象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病在非民主国家较为流行，有些人症状严重些，有些人轻些。我们东边的邻居朝鲜，那里几乎人人都患有晚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表现为受到极度虐待后，还对施虐者迸发出歇斯底里的爱；那些没得病的人都不在人世了：不是被饿死、冻死，就是被杀死，少数几个没死的成了“叛国者”，也难逃被追杀，被遣返，被处死的厄运。
当然，我是在中国，中国比朝鲜先进多了，至少领先五十步。这年月，领先一步就意味着独占鳌头，更何况五十步，这令我很自豪，时不时高唱“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我身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摩领导的意图。比如，前几年领导们鼓吹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时，我就自觉想，唉，人家这叫和国际接轨，谁投资谁受益合情合理；当自己的股票被一套七年不得解套时，我就自觉地想，唉，人家已经提示了股市有风险，被套怪自己；当爆出领导们贪污腐败、生活糜烂的丑闻时，我就自觉地想，唉，领导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说不定换了俺比人家还过分；当人家宣扬“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时，我就自觉地想，唉，谁让咱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人家这是为了稳定……总而言之，自觉地用最大的善意去揣摩领导的一切，再获得“理解万岁”的快感，是我国大多数同胞们的生存方式；若对每件事都大惊小怪，那岂不早疯了？
所以我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邬署长和他的同僚们。俗话说，“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在我善意的理解下，邬署长这个行为显然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令人激动万分的，令人感恩戴德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封杀八本书，未必就是邬署长自己的意思。我记得前些年装修时，因为安装电器的工人往墙上钻眼时，不小心把石屑崩到了装修民工的脸上，两人遂吵了起来。先是面红耳赤，最后要动手了。我见状不妙，忙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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