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0章（1/3）
对八本书被禁的一点感想
最近，我偶然得知有八本书被国家出版署邬署长点名批判并禁止发行的消息，在下拙作竟也名列其中。本人一向坚持“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三不原则，自觉以《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作为消息来源，见内地媒体做若无其事状，故一直把它当作谣言看。但眼见互联网上日甚一日、铺天盖地的议论，看到被禁作者之一章诒和女士言辞激烈的抗议和打算以生命捍卫自己文字的决心，以及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纷纷表态、谴责禁书恶行的声明，全都有鼻子有眼，却使得俺不禁心旌摇动，疑神疑鬼。
昨天有几位朋友跟我聊天，问我对禁书有何看法.我说没看法。他们说，什么叫没看法？总得说点什么吧，你看章诒和女士《我的声明和态度》多么义正词严！我回答说，我能说什么？我又不是来自火星，禁书这种事在***司空见惯，我早已见怪不怪；反而，若哪天***不禁书了，才觉得奇怪。若说禁书事件对我有何触动，只能说：它提醒我，我身处我热爱着的祖国。
我甚至觉得章女士有些小题大做，尤其是竟拿着宪法和言论自由来说事儿，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想章女士也在红旗下活了大半辈子，不会不知道我们是个有特色的国家，很多在洋人那里笼罩着神圣光环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就只剩“特色”了。比如说洋人视为不可违背的宪法，在我们这里就是用来违背的；比如说洋人视为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在我们这里就是用来侵犯的。
不但不生气，我还生出很多感激来。据说这种现象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病在很多非民主国家比较流行，症状有轻有重。在我们东边的邻居朝鲜，几乎人人都患有晚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表现为受到极度虐待后还对施虐者迸发出歇斯底里的爱；那些没得病的都不在人世了：不是被饿死、冻死，就是被杀死，少数几个没死的成了“叛国者”，也难逃被追杀，被遣返，被处死的最终命运。
当然，我是在中国，中国比朝鲜先进多了，至少领先五十步。这年月，领先一步就意味着独占鳌头，更何况五十步？因此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以最大的善意，去领会和理解官员们的意图。比如，前几年官僚机构鼓吹教育和医疗产业化时，我就自觉想，唉，人家这叫和国际接轨，谁投资谁受益合情合理；当频频爆出官僚贪腐、生活糜烂的丑闻时，我就自觉地想，唉，领导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说不定换了俺比人家还过分；当人家宣扬“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时，我就自觉地想，唉，谁让咱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人家这是为了稳定……总而言之，自觉用最大的善意去揣摩领导，再获得“理解万岁”的快感，是大多数同胞们的生活方式，若对每件事都大惊小怪，岂不是早被精神病了。
所以我用最大的善意去理解邬署长和他的同僚们。俗话说，“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在我善意的理解下，邬署长这个行为显然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令人激动万分的，令人感恩戴德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封杀八本书，未必就是邬署长自己的意思。我记得前些年我装修房子时，有一次搞装修的民工和安装电器的工人吵了起来，因为安装电器的工人在往墙上钻眼时，不小心把石屑崩到了装修民工的脸上。二人先是吵得面红耳赤，发展到几乎要动手了，最后在我的和稀泥下，两人渐渐平静了下来，那个装电器的工人说了句很令大家感动的话：“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都不容易，互相包涵点吧。”听听，话糙理不粗，要是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态，这个社会岂能不和谐呢？所以，我很理解邬署长，尽管邬署长在天子脚**居高位，但说到底也是在外面混饭吃的，他说出的话，未必就是他心里所想。别说邬署长，就连比邬署长官大的多的领导，有时也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比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克杰那句“一想到广西800万人民还没有脱贫，我就睡不着觉”的名言曾令多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后来我们知道，成克杰同志这是在说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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